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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诉新制度诞生记

2019-08-14 17:01:58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核心提示:与百姓“家长里短”最为密切的一部法律——民事诉讼法,终于迈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三次大修。

与百姓 家长里短 最为密切的一部法律 民事诉讼法,终于迈过了自己 人生 中的第三次大修。

这次修订,亮点频频:公益诉讼,经学界、业界多年呼吁,首次入法;小额诉讼,经多地试点,终于在全国确立并推广。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新法虽然改动幅度不小,但实际改动有限,不少改动,可谓一波三折,最终仍回原点, 不同利益在立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也因此,尽管在媒体报道中,对于民诉法的此次修改,多用大修一词,但学界、业界,更喜欢用缓和一些的 微调 或者 中改 等词汇。

上海律师丁金坤,在得知新民诉法通过后,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了 民事诉讼法五处修订要点 一文。他认为,这一次修改,是民诉法继1991年、2007年之后的第 次修订, 内容很少,是微调 。

丁金坤的观点,与中国民诉法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的看法趋同。汤的另一重身份,是最高检民事行政监督庭副庭长。

汤维建全程参与了此次民诉法的修订。在通读完新法全文后,他认为,本次修订,不是全面调整,只是 中改 。

不过,无论是 中改 ,还是 微调 ,本次修改,对 公益诉讼、小额诉讼、逾期举证后果、检察监督 等内容的增量规定,无一不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与任何法典一致,法典的创制,往往包含着成体系的法律制度群创建。在立法时,制度群内,哪些通过,哪些废弃,以及以何种程度通过,皆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本报为此特意择取 公益诉讼、小额诉讼、逾期举证后果、检察监督 4个新制度进行立法分析,以展现立法背后的利益博弈过程。

制度群中,公益诉讼与小额诉讼,与公民诉权联系最为紧密,前者直接提及公民有无增量诉权,后者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民上诉权(小额诉讼案件,从两审终审,改为一审终审)。

而逾期举证后果,涉及的是在庭审当中,法官的增量权力(训诫、罚款);同样,检察监督,则是直接新增了检察机关在民事案件中的检察建议等权力。

毕竟写入了公益诉讼和程序

对于何谓诉讼主体,法律案不仅没有将公民以及环保团体纳入进来,连此前 众望所归 的检察机关,也没有明确以立法的形式纳入进来。

公益诉讼是要给路见不平的侠客,送上一把 刀 。 在一年前举办的 公益诉讼困境与未来 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如此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表示。

在当时,几乎所有与会学者都认为,赋予公民或者环保组织以公益诉讼诉权,是大势所趋。其实,同一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在接受访谈时也曾表示,(公益诉讼)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这其中,包括诉讼请求权具体有哪些、谁提起、如何赔等。

时间转眼一年,尽管问题症结何在早就有定论,但时至今日,人们讨论的问题仍旧是:谁才能有机会成为这个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 大侠 。

民诉法草案一审时,率先提出了诉讼主体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邹萍建议,应明确 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严以新也做过类似建议。他表示,检察机关与有关机关、社会团体,都应可以作为诉讼主体。

但草案二审稿将诉讼主体修改成为更为模糊化的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 。在当时,民诉法学者李轩就指出,何谓法律规定的机关,其实只有一个,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本来,我们期待的是更具体明确地将检察机关列为公益诉讼主体,没想到二审稿加上了 法律规定的 限定。 李轩说。

根据中国人大网的报道,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南振中、严以新、金硕仁均认为,如此规定,主体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也是在此次审议时,南振中建议,除了应赋予有关机关、检察机关优先起诉权以外,还应规定,如这些机关未能在期限内起诉,社会团体、其他法人或者公民,可自行起诉。

公民能否作为主体起诉?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一直到三审时,还在延续。三审时,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表态,为避免滥诉,可以要求公民向法律规定的机关提出起诉要求,但如果有关机关不作为,应当允许公民或者民间环保团体,提起公益诉讼。

这些建言、建议未被采纳。最终通过的法条是: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于何谓诉讼主体,法律案不仅没有将公民以及环保团体纳入进来,连此前 众望所归 的检察机关,也没有明确以立法的形式纳入进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介绍,(以后)具体哪些组织适宜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在制订相关法律时,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还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探索。

对于学界、业界的不同看法,汤维建认为,本次修订,毕竟是写入了公益诉讼和程序,从这一点而言,就是立法进步。

一审终审 利与弊

600多万件一审案件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如此立法,更多的是司法机关不堪重负下的一种选择。

小额诉讼,旨在提高司法效率,但也存在损害当事人上诉权的可能性。

也因此,早在小额诉讼全国试点之初,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要警惕小额诉讼制度的消极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就曾表示,小额诉讼制度的引入,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丰富民事诉讼的形式,有其积极意义。但应当看到,这个制度,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他特意提到,一审终审,可能导致 强制调解 的泛滥。本报记者了解到,在而今司法机关强调大调解的环境下,诉讼双方往往会在法官的主导下,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

在小额诉讼中,肖建国担忧,一审终审,很可能成为法院在强制调解不成时的最后一根 大棒 ,迫使双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调解,要么接受法院一审终审的判决。

为此,肖建国曾设想,能否做一个折中方案,即在立法中,至少应当明确,当事人不满一审终审结果时,有申请再审的权利。

北京律师王良斌也认为,从法院角度来讲,采取这种方式,确实可以起到提高审判效率的作用,但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当事人申诉权利的丧失。

王良斌说,小额诉讼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案件,因此,在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应该注重基层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问题。

其实,纵使排除一审终审不论,小额诉讼依旧不乏其他配套性制度设计问题。

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傅郁林就认为,在当前民事诉讼制度没有实现程序分类的情况下,简单提出一个小额诉讼,而不区分其他的比如家事诉讼、劳动诉讼,各种诉讼程序的价值无法定位。

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则认为,如果不明确小额诉讼案件的范围以及相应的救济途径,法院的结案率会上升、上诉率会降低,但是很可能会冲击再审制度。

不过,对于学界的担忧,在立法过程中,并未涉及。纵观小额诉讼制度从无到有的历程,制度设计变迁最多的地方,反倒是标的额究竟该定为多大。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一审时,草案规定,5000元以下,即可成为小额诉讼的门槛;此后,到二审时,变为一万,再因为舆论认为有 一刀切 的嫌疑,又转为一个 相对数 :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 0%。

而在法律案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600多万件一审案件等数字多次被提及,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如此立法,更多的是司法机关不堪重负下的一种选择。

法院、检察院意见基本一致

加强检察机关监督,源于审判实践中确实存在司法不公,司法权威不高,各个方面都要求加强监督。

相比上述大型制度的创制,对逾期举证行为,规定处理办法,或许是本次民诉法修改时,最不起眼的一条新规。但也恰恰是这条新规,引发过学界的持续争论。

根据该新规: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不成立的,法院根据不同情形予以训诫、罚款或者不予采纳该证据。

实际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诉法草案进行三审时,该规定刚刚披露,即有媒体将之视作是法院在民事诉讼领域的 又一扩权 ( 前一扩权 是指,最高法拟规定,法官可因庭审秩序,限制律师出庭6个月。参见本报上期报道《庭审秩序新解释引争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就认为,诉讼中的司法扩权,是件大事,不可随意为之;尤其通过立法扩权,更应谨慎。徐显明认为,对逾期举证行为训诫、罚款的规定, 还需再斟酌 。

徐显明说,这一条款,涉及法院与当事人间权利与义务的设定,而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是, 谁主张、谁举证 ,主张者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法律上最不利的后果,就是不采纳他的证据,法院会作出对他不利的判决, 这对当事人而言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

不过,最终,该规定还是通过了。在新闻发布会上,《京华时报》记者特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提问:不少委员和代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为何最终还是做了规定?

王胜明回答说,做如此规定,目的还是在于,要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并要求当事人,以及其他人,都要遵守诉讼规则。

如果逾期提供证据,又没有正当理由,就相当于妨碍民事诉讼,法院可以对你做出强制措施。这个强制措施就包括训诫、罚款。而且也明确规定了,如果要是罚款的话,还要有一定的程序。比如说要经过院长批准,罚款的数额是多少。 王胜明说。

同样于争论通过的,还有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检察建议等权力。

该规定,最早于去年10月24日被提起。在当时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里,最早出现了检察监督扩权的条款: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检察建议、抗诉方式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同此前的刑诉法相比,这一条款,有了两大变化:一是增加了 检察建议 这一检察监督的方式;二是将监督的范围从现行规定的 审判活动 扩展到了 民事诉讼 。作为这一规定的落实,修正案还扩大了提出检察建议和抗诉的范围。

据报道,在此前有关《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讨论会上,最高检察院的人士希望能够将上述两个文件的内容体现到这次修法中,而最高法院的人士则表示了反对。

北京大学教授刘家兴曾指出,1982年民诉法起草的时候,对于法院和检察院关系就有争论。检察权对法院审判权的监督是制约性的监督,而不是管理型的监管。对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关系,检察权作为公权力,不应该积极介入。

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也提出,从法理上来讲,民事诉讼制度发展总的趋势应该是弱化职权干涉。这既包括应当弱化法院的职权干预,也要弱化检察机关的职权干预。司法权威主要是法院的裁判权威,检察监督的扩权会影响到法院的裁判权威。

张卫平表示,如果法院已经驳回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又可以寻求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方式来改变法院的决定,将会冲击法院的终审制度。而且,如果检察建议是一种法院必须遵守的文件,那么意味着在法院之上还有一层审判机构;如果法院并不需要一定遵守,其提出的价值又在哪里?

这一条款最终亦毫无修改的被新民诉法保留了下来。对此,王胜明表示,加强检察机关监督,源于审判实践中确实存在司法不公,司法权威不高,各个方面,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过程中,都要求加强监督。

此外,王胜明也指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对加强监督的必要性,以及怎么加强,意见基本一致。

 

■访谈

民诉法还有修改空间

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张卫平

□本报实习记者 王 涵

记者:新民诉法已经通过,接下来将涉及新法的具体实施问题。您认为具体实施中将面临哪些问题呢?

张卫平:尽管民诉法规定了不少新的制度,但有的制度规定还是比较原则和抽象,需要在具体实施中加以细化。按照惯例,首先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某些制度规定作出司法解释,因此,司法解释对于这些制度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司法解释对于制度的细化需要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支持。

例如,如何落实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哪些行为属于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应当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加以规范。判例法国家因为是判例支持,有很强的司法权威,这一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对于我国的司法现实而言是一个较大的难题。

关于公益诉讼的问题,实践中究竟哪些机关和组织能够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范围的细化、公益诉讼程序等都需要通过研讨和实践加以解决。

还有,如第三人申请撤销裁判的制度,可以提起该诉讼的第三人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人,是否仅仅是受他人判决效力扩张的第三人,如何防止该诉讼被滥用,导致裁判不稳定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检察监督的调解权的行使、检察建议的方式和行使等也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将制度细化。当然还不止这些。

记者:您认为此次修改是否已经到位,还有修改的余地吗?

张卫平:还有修改的余地,而且修改的空间还比较大。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了约59处,涉及条文的调整有70多条,大约占民事诉讼法条文的四分之一,还谈不上大修或全面修改。

由于时间比较紧,修法部门人手也有限,不大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如此复杂、庞大的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鉴于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现在也不是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最佳时机。

从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建构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角度来看,还有许多应当修改的地方。例如,设立真正的辩论原则;废除职权启动再审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不符合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证人费用也应规定相应标准,而非抽象地规定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明确对证人作 的制裁;建立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以提升审判的公正性;普通民事案件最高法院可以作为一审法院的制度也应当修改,因为这剥夺了当事人上诉利益;完善判决效力制度,明确规定既判力制度,明确其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否则第三人申请撤销裁判制度的适用也面临问题;明确规定禁止重复诉讼制度。司法实践中的所谓 一事不再理 实际上是没有法律充分支持的;进一步理顺裁判与诉讼调解的关系等。当然,这些制度的修改的确有个时机问题,也涉及对民事诉讼理念、体制改革的理解问题。从国外修法的经验来看,经常修改以适应社会变化和发展要求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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