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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飞重建伦理关系缓解医患矛盾为医改清障

2019-08-14 15:24:24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最近一部专门探讨医患关系的人文医学著作《我们 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火爆市场。该书作者孙晓飞接受了本社记者的专访。他从伦理关系角度分析了当前产生医患矛盾的成因,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于下一步 医改 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近年, 医闹 杀医 的新闻事件屡见报端,这类负面的报道无疑成为 医改 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如何遏止这种违法行为,让悲剧不要继续上演?在 医改 路上,如何让医院、医生、患者及其家属携手面对、和谐相处?

对此,记者从近期畅销市场的《我们 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一书窥见一斑。这部专门探讨医患关系的人文医学著作,努力为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开出了良方。该书作者孙晓飞是一位作家,也是资深媒体人,他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社会、医院、医生、病人及其家属,是医患伦理关系中的五个主要伦理主体,解决医患矛盾,根本上是重建五个伦理主体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好医患矛盾,为 医改 清障。

重构伦理关系缓解医患矛盾

记者:医患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涉及政府、医院、病人、病人家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你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孙晓飞: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的要义就是直接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和君的前面。如果把这种君臣关系引入到医患矛盾中,如,把政府比做君的话,那么在医患这个问题上,则产生了政府 社会、政府 医院、政府 医生、政府 病人等多对伦理关系。同样,医院与医生及病人之间的关系,即医院 医生、医院 病人之间,也可以用这种君臣伦理关系来表达。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即医患关系,可以是孟子眼中的君臣伦理关系,也可以是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但不管怎么说,病人一直属于从属地位,处于弱势。

总之,把伦理概念引入到与医患矛盾相关的各个伦理主体中,套用到每一个一对一的伦理关系中,医患矛盾所涉及的多个伦理主体之间,分别建立多个系列一对一的关系,然后确定彼此的义务,各个伦理主体互尽义务并 以对方为重 。

记者:按照你的说法,解决医患矛盾,需要政府、社会、医院、医生和病人在一对一的伦理关系中,各尽自己义务。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但为什么仍然发生了不少诸如医闹、伤医的事情呢?

孙晓飞: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的伦理责任缺位。医院市场化是改革的必然之路,但因为过去政府伦理责任的缺位,没有在那个特定的改革时代,把医院的改革纳入良性的轨道上来。

简单总结其原因,还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不够,在全民经商时代结束、政府开始有序管理之后,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持续不足,民众的健康福祉并没有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也可以说,今天的医患矛盾,是医生和患者共同在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卫生资源短缺继续买单;是急速增加的人口、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与国家的卫生资源供应短缺之间的巨大矛盾的直接显现。

总理曾说 市场经济是 法治经济 ,也应是 道德经济 。具体到医疗卫生领域如何实现 道德经济 ,也许我们还是要回到 的相关论述上来,即 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

所谓 行大道 ,即政府在管理上其实是代民管理,因此,要有强烈的为民众服务的意识,把老百姓当成国家的根本。具体到 医患冲突 这个话题上来,政府则要承担伦理义务,以百姓为重,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投入更多的资金。

当医疗费用支出成为百姓生活中具有影响性的事件,并已经困扰百姓生活的时候,解决好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问题、缓解医患矛盾就成为一件 乐民之事 。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要在处理医患矛盾中担当起社会责任。医患之间一旦发生矛盾,社会组织应该积极介入,成为缓解医患矛盾的缓冲力量。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往往有 医患冲突 时,很少出现社会组织的身影。

另外,还要避免媒体的不良化或者 失格 加剧社会矛盾。换言之,作为媒体,不应该过度渲染 医患冲突 ,这样极可能产生模仿效应。比如,许多医生和学者认为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挑起了医患矛盾,加深了 医患冲突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指责有其合理依据。

用商谈机制解决 医闹

记者: 医闹 产生的根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医院及医生、病人及家属之间沟通不畅造成,对此能否探索一种商谈机制解决这个问题?

孙晓飞:从进入医疗空间的那一刻起,病人及其家属就把自己委托给了医院和医护人员,并要求自己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给予完全的信任,否则就无法完成一次现代诊疗过程。

在特别的医疗空间里,医生和病人之间,因为委托关系的建立,病人构建了对医生的信任感。正因为信任,医生成为病人个人生活的 闯入者 ,为了治疗或者健康的需要,病人要将个人的身体秘密无保留地告诉医生,让医生观看、触摸身体,包括自己的私密部位。

不过,因为巨大的病人群体与供应不足的医生群体之间,又本来就存在着冲突和矛盾,比如医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关心和倾听病人的声音。而病人的焦虑感在进入医疗空间之始,甚至在感知身体的不舒服、做出进入医院决定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同时,由于对于疾病存在的确认方式不同,对于疾病的理解不同,医患双方对于诊疗活动缺乏共同的认知,由此又产生了医患之间的信任鸿沟。

因此,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一些病人及其家属就借此来发泄他们的压力。

病人在进入医院的时候,通过入院手续以及签署相应的文件,把自己委托给医院,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者认为医疗效果与自己的预期出现偏差,病人及其家属马上会翻脸无情,甚至怀疑医生无能和失职、渎职,坏消息的告知更成为 医患冲突 的引爆点。

所以,在这种信任鸿沟产生之后,当事故一旦发生,则在需要第三方及时介入调解的同时,还要第一时间畅通医院和医生、病人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渠道,及时调查,透明、公正地研判事故产生的原因,及时出台后续处理意见和措施,这样才能有效管理好医疗意外产生之后有可能引发的 医患冲突 。

当然,如果没有医疗事故的存在,只是病人及其家属对诊疗效果与自己的预期之间产生落差,这时的 医闹 ,就真的是无理取闹了。而对于职业 医闹 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要坚决抵制和打击。

医改 核心还是公立医院

记者: 医改 以来,国家在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物力、精力和财力,但公立医院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至今推进过程迟缓,对此,你觉得从哪些方面可以解决?

孙晓飞:刚才说的医院市场化是改革的必然之路,不仅仅是公立医院市场化的问题,同时应该放开社会力量办医,这是解决国有办医力量不足、国有投资不足的有效办法。

一直以来,由于我们对民资总是惧怕,对国有事业过分热爱,认为在医疗领域 国有更可靠一些 。这样的想法,和20世纪80年代放开民营经济之初,许多人抱怨国有经济失守造成了假货泛滥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机制,摸清医院的 家底 ,哪些医院适合引入社会资本,哪些医院不适合放开,同时不管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要保证 公益事业的公益性 这些都要搞得一清二楚,才好对症下药,从而从顶层上设计和整体上规划。

当然,社会办医,不仅仅是引入资本的问题,还可以在政府主导下,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参与到医疗事业的建设中来,但在这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

记者:不管公立医院还是社会力量办的私立医院,都要保证 公益事业的公益性 ,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公益性肯定是第一位的,而对于私立医院盈利则是第一位。那么,私立医院如何兼顾公益性?

孙晓飞:国家要支持民营医院的发展,要从政策法规上为民营医院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民营资本既然选择了医疗这份公益事业,就要改变过去逐利的思路,要回归到公益上来。换句话说,要想在投资医院上实现利益最大化,那么最好别来投资。

据了解,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医院不到6000家,只有18%是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机构只占22%,美国非政府的医疗机构占60%,大部分都是非营利的、非政府、民营的。

实际上,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只要政府尽到监管责任,各类信息披露充分,所谓的公立与私立之别,不过是出资人身份的差别。在为民众提供健康服务的动机和效果上,两者应该是一致的,后者甚至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国家卫计委的有关规划里,这样的目标也早在制定之中:到20 0年,我国民营医疗机构承担服务工作量将达到40%,公立医院下降到60%。医疗服务市场将呈现公平竞争的局面,医疗资源分配将更加合理。

不过,当前 医改 的核心仍然是公立医院。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以全面深化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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